几天炎热后，一阵细雨带来微凉的夜。迟迟未入睡，竟是和人讨论富士康的十二跳，以及小道消息传来的十三跳，还有人坐等十四跳。多数人无法接受高达三十六万的抚恤金成为诱发跳楼自杀潮的激励因素，也有友人认为这是对家庭的爱和自我的肯定。活着需要目标吗？死需要目的吗？思考功利之于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似乎是个哲学题。

而当逃离这样的旋涡中心，去阅读被称为“洋雷锋”和“现代版白求恩”的德国人卢安克的故事，又是另一番滋味。这个在乡村志愿执教十余载的老外，在《面对面》访问时，被柴静问到：你不喝酒，不赌博，不恋爱，不吃肉，那你为什么生活？他答道：有更大的乐趣，比能表达的更大的乐趣。

我们制造着高楼林立，车堵人忙的繁荣表象，却从未逃出“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原始宿命。一个德国人把自己的命运和留守儿童联系在一起，十余载未取分文收入，翻译书籍的收入亦捐给慈善机构，在乡村吃着红薯叶，穿着破旧的衣裳，甚至因车祸脊柱受损，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乐趣”；而另一边，年轻人把老人和孩子留在农村，背井离乡，打工赚钱，不堪每天十几小时的高压工作，选择纵身一跃告别生活的折磨，“乐趣”对他们而言，完全是一种奢谈。

我想，我们正身陷价值危机的时代，以至失去了没有目的的幸福感。为什么生活？被简化成了生存利益。而几乎所有人，被赶到了这条沉重的大船上，或者挤上去。插播一件有意思的事，最近我经常和85后混，某天夜里，一个坚持理想主义爱情的小女孩，忽然感慨，她的表姐明天要提车了，是辆奔驰，这是表姐混迹北京工体一带的酒吧，钓到一个富二代的成果。表姐教育还在守着收入微薄的男朋友、只要单纯的爱情和幸福的她说：多为自己和孩子的未来着想没有错。小女孩纠结了起来：要是两年后，男朋友还在为没有钱而不肯结婚，我也去钓个富二代。

没有目的，便是这样被有目的打败。没有目的分文不取的卢安克，初到农村时，曾被怀疑成特务，怀疑成拐卖儿童的老外，当他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取得村民和孩子信任和爱戴时，却又在接受媒体采访后，被某些人怀疑为“恋童癖”，甚至一些为了心里的玫瑰的女粉丝去农村找他，想嫁给他，也被称为动机不纯，想上床。而最后，没有目的的卢安克选择了关闭博客，选择沉默。

我们被迫有目的，被目的奴役，并且打击没有目的的人，仿佛被“没有目的”伤害了自尊。这是怎样一种畸形的自我保护，还是心之牢狱里的惺惺相惜，在这个年代，做一个没有目的的人，竟成了另类，以至要被剥夺自由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