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的金融机构越来越多。而全社会的经济总量就那么大，金融资源有限，银行之间争抢“蛋糕”的竞争是难免的。但竞争不能靠打价格战，而应该依法合规地开展，靠创新金融产品，靠提高服务质量。今年初， A银行HUB省分行联合共青团组织，共同推出了一款很有创意的金融产品——“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并获得了人民银行HUB省分行的批准。

说起有奖储蓄，稍微上了点儿年纪的人都不陌生，而且很多生活在城市的人们都参与过。这种储蓄就是将存款利息以奖金的形式支付给中奖储户。其目的就是利用人们的投机心理和好乐心理，扩大储蓄，增加存款。

一九五0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有奖储蓄活动。当时，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有奖储蓄宣传画。广告语也挺有意思：一人储蓄全家欢乐，人人储蓄国家富足。有奖储蓄的“卖点”，或者说最吸引人的东西当然不是存款利息，而是有可能获得高额奖金。客户只要在银行办理零存整取或定期一年以上的存款业务，都能够参与摇奖。头等奖的奖金抵得上一个普通工人四五年的工资收入。因为热度不断增加，有奖储蓄存单的印量越来越大，由原来的六位数猛增至八位数，差不多赶上了人民币的发行量。这种搞法，严重背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又容易引发民众不劳而获的心理，让监管部门的神经高度紧张，被中国人民银行明令叫停。

这一停就是二十年。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有奖储蓄再度回归人们的视线。不过，这个时候的奖励由奖金改成了奖品，而且都是社会上的紧俏商品。除了“三转一响”，还有彩电冰箱。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都是炙手可热的“奢侈品”。想往家里搬回一台家用电器，光有钞票还不成，得有购买相关产口的票证。所以，银行携手相关企业开展有奖储蓄，让老百姓有了获取一份“额角头碰着天花板”的期盼，叫人心潮激荡。为了显示公开、公正和公平，全国很多电视台都会实况转播有奖储蓄的摇奖过程，收视率直逼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因为持续火爆，有奖储蓄的奖品也不断升级。比方黄金饰品、旅游项目，有的地方甚至把奖项定为城市中心市区的住房。这种有奖储蓄，已经有点儿买彩票的味道了。对于这种带有投机和赌博性质的储蓄方式，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评论莫衷一是。金融监管部门相对比较冷静，对此采取观望态度。不过，对于商业银行举办有奖储蓄活动的申请，审批越来越严格。

A银行HUB省分行拉上共青团组织作为合作单位，以“希望工程”的名义，把有奖储蓄与公益助学联系在一起。这次活动策划印制面值为一百元的特种储蓄存单，存单上印上“希望工程”形象大使——那个大眼睛小姑娘的头像。存单定期一年，年利率百分之十，略低于人行规定的挂牌利率，但每张存单都能参与摇奖，号码中奖的存单能够获得额外奖金。与以往的有奖储蓄不同的是，A银行HUB省分行承诺，除了支付存款利息和奖金，每发售一张存单，A银行向“希望工程”捐款一角钱。这次活动为期三个月，计划发售存单总金额为十亿元。也就是说，如果这十亿元存单全部按期发售，A银行HUB省分行将向“希望工程”捐款一百万元。

一次性向“希望工程”捐款一百万元！是很吸人眼球的。人民银行提不出反对的理由。不只是金融监管部门，地方党委政府也觉得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情，表示全力支持。不过，由于“希望工程”有奖储蓄的奖金数额不是很高，中奖面也不是很大，对存款人吸引力有限，社会上对这种有奖储蓄的关注度明显不如以往。

为了在三个月内把十亿元的“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存单全部发售出去，A银行HUB省分行自上而下召开会议，印发文件，层层分解下达任务，要求各分支机构按时完成，并从政治站位的高度强调做好“希望工程”有奖储蓄的重要性。

A银行孝北县支行接到的发售任务是三百万元。收到文件的当天，刘崇高就把韩忠勇和王加根叫到办公室，急急忙忙地发指示，要求他们赶快制定方案，想方设法推销发售。

“我们要搞个首发式。请孝北县高官、县长、县人大主任、县高官参加，让他们到现场认购。当然，他们认购存单的钱由我们银行出。你们提前准备几个红包，认购前送给这些县领导。让他们带个头，做个样子，示范储蓄。”刘崇高对两位下属安排道，“王股长给县高官准备一篇讲话稿，让县领导在会上帮我们发号召。另外，要在孝北县城的大街小巷拉横幅、贴标语，还要弄几辆宣传车，从早到晚在街上到处跑，放高音喇叭，再到孝北县电视台点播电视连续剧……”

刘崇高上下两片嘴唇分分合合，就布置了一大堆工作任务。光这几件事情，就够韩忠勇和王加根忙乎一阵的。

他们先是以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名义，给中共孝北县委和孝北县人民政府各打了一份请示，然后一天几趟地跑去催批复。孝北县领导同意后，再去找孝北县政府办公室和孝北县行管局，联系落实开会的地方。找广告公司布置会场，印制横幅。由于横幅要拉在城区道路两旁的电线杆子上，他们又去找孝北县电力局协商，征得别人的同意和帮助。到孝北县电视台请记者，点播电视连续剧。到几家贷款企业去借大货车，请广告公司装成宣传车……

每件事情进行得都不是那么顺利，多少要费些周折，而且花钱如流水。韩忠勇和王加根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不分白天黑夜地催进度。到了首发式正式举行的那一天，他们两人身上都掉了一层皮。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他们劳神费力、精心打造的孝北县“希望工程”有奖储蓄首发式效果差强人意。甚至可以说，与他们预想的效果相差十万八千里。

原本指望孝北县“四大家”的主要领导都能出席首发式，结果这些领导人都借口工作忙，婉言谢绝了。最终只有孝北县高官会的一个副主任和县政协的一个副主席当代表，以县领导的身份来捧场。被邀请的单位和客户也有好多没有来，首发式现场看上去稀稀拉拉的。认购“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存单的更是没几个人，单笔金额都是一百元或者两百元，除了不用自己掏钱的县领导，没有人认购金额超过五百元。

如此惨淡的局面，让刘崇高心灰意冷。首发式结束返回A银行孝北县支行的路上，他不停地摇头，说忙了这些天，组织的存款还没有花出去的费用多，真是劳民伤财。

韩忠勇与王加根对视了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讲。在前段日子忙得火起的时候，他们就时不时发牢骚，认为没有必要搞首发式。王加根还专门找过刘崇高，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他认为，省分行在武汉已经搞了首发式，再在孝北县搞没什么意义，但刘崇高听不进去。现在首发式弄成这个样子，明显就是打了刘崇高的脸。

“孝北县太穷了！人员素质太差了！”刘崇高发过一通牢骚后，意识到两个下属可能在看他的笑话，于是把话锋一转，“这事我们自身也有责任。韩行长，王股长，你们说是不是？回去之后，还是要好好总结一下，看问题出在哪里，哪些地方没有做到位。”

韩忠勇唯唯诺诺。

王加根却一言不发。在今天的“希望工程”有奖储蓄首发式上，他意外地遇见了一个老朋友——原牌坊乡团高官韩杰。让他吃惊的是，这个在牌坊乡团代会上选举落选的倒霉蛋，现在的身份居然是共青团孝北县高官。

韩杰见到王加根，显得也很激动，握着他的手好半天没有松开。

自那次失败的团代会之后，他们快十年没有见面，要说的话自然很多。由于是在大众场合，两人只是简单地问候了几句，约好事后再聚，就各人坐到各自的座位上去了。

筹备“希望工程”有奖储蓄首发式的同时，王加根已经通知银行各营业网点开始发售了。按照安排，辖内各营业网点大门口都摆上了宣传牌，柜台上摆放着彩色宣传单。遇有客户来办理业务，就让客户随便拿，或者主动向客户推介。但从这些天的统计的数据看，“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存单发售情况并不是很好。

为了加大宣传力度，王加根自己拟了段广告词，又买了几盘空白磁带，来到高超雄家里。他知道超雄家有部比较高档的录音机，王晓萍的普通话又讲得好，于是就提出与王晓萍搭档，把广告词录到磁带上。两人录了又删，删了又录，一直到最满意的效果。他把录好的磁带复制了十盘，分别送到A银行孝北县支行下辖的营业机构，要求各营业网点每天在大门口循环播放。

进入腊月下旬，孝北县城街上的行人骤然间多了起来。王加根、钟秀娟和程继切披上鲜红的授带，带头上街搞宣传。他们手里拿着五颜六色的“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宣传单，站在街上人流量最大的地方，逢人就塞给别人一张。因为街上熟人多，还有些流里流气的二杆子说怪话，他们三人都觉得有些难为情。

“我们还是A银行员工吗？与那些卖狗皮膏药的小商贩有什么区别？”钟秀娟噘着嘴巴子问王加根。

王加根笑着回答：“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够按时完成有奖储蓄发售任务，让人们把我们看成什么都行。”

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到春节放假的时候，A银行孝北县支行总共发售“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十二万元。

三个月的发售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而三百万元的发售任务只完成了百分之四！照这样的进度，到四月二十号，能够发售四五十万元就不错了，任务缺口至少有二百五十万元。

怎么办？王加根完全没有心思过年了，天天为有奖储蓄券熬煎。他心急如焚，又一筹莫展。该想的办法都想了，别人就是不认购，他有什么办法？如果他有三百万元，就一个人全部买下来。问题是，他现在连一万元钱也拿不出来呀！

春节过后，“希望工程”有奖储蓄发售仍然不尽如人意，A银行孝北县支行又被人行查到了两笔高息存款。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王加根和韩忠勇到处磕头作揖，请客送礼，但人行孝北县支行领导始终没有松口。紧接着，组织开展利率大检查的通知又来了。

大检查还没有开始，刘崇高就开始甩锅，把身上的责任撇得一干二净。搞高息存款在A银行孝北县支行尽人皆知，每一个员工都是靠高息存款来完成自己的揽存任务，刘崇高竟然说只有他一个人“蒙在鼓里”。为了免受处罚，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假话，丝毫也不脸红。

这人真是卑鄙无耻啊！